今天主要讲两个话题。第一，所有传统产业包括我们媒体人的困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捣乱的东西是谁，是互联网。但是怎么应对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困扰，就得理解互联网带来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工业社会所有的努力都是解决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互联网把这个问题否定掉了，变成了所有难题都是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互联网最底层的作用以及它的代码起作用的要素。

所有的企业都感觉到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有那么乱糟糟的声音，为什么有陈永洲这样的记者。解决方案只有两个，第一，报案。当然我认为更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回到人和人的状态。人和人的状态，说白了，就是从组织性状态回到生态性状态。

什么叫组织性状态?就是我们过去经常会做的一件事，往公众面前一站，“我们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我们的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这是一种精神病人的表达语态。我们要尽可能回到一种温暖的、带有人情味的、带有人的体温的方式来彼此交流和沟通。

面对传媒环境，很多传统组织有一种本能，在座有很多公关总监，他们的本能就是要把金字招牌擦亮，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们工作的前提设定是“我穿上一袭白色的连衣裙，从大街上走过，纤尘不染”。

要知道，这种用组织的方式和公众进行交流的前提被否定掉了。因为现在这条大街上无时无刻都有人在泼粪，在扔砖头。最好的方式就变成了用最生态的方式存活，你也是物种之一，所以最佳行为就是脱下你的连衣裙，穿上不怕脏的工装服，左手痰盂、右手粪桶、脚上砖头，你扔我我扔你，你泼我我泼你。

当然我不是说大家要加入这样一个舆论的乱战，但是你会发现在现在的舆论生态里，最游刃有余的不是那些害怕被沾染上污点的企业。雷军和周鸿祎在前年打的著名的小米和360的一战，当时雷军气得要死，但回头他一算，赚了。

打完那一仗过后，中国国产手机的代表好像变成了小米手机，那些在国产手机市场上已经占据那么多年的老同志们，华为、TCL、联想气得要死，怎么头牌让它给夺了，没错。在生态中存活才是物种的存活方式。

这么多年中国遭受谴责最多的商人就是潘石屹、任志强，但是他们的方式不是面对每一次来自媒体的攻击都是愤怒的反击或者澄清，而是用一种相对柔软的姿态去跟每一次迎面扔来的砖头，试图对话，然后接受既定现实，站在这个既定现实上往前走。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乔布斯死的那天，潘石屹开了一句很不适当的玩笑，导致很多极度愤怒的网民谴责他，然后创造了一个词“潘币”。

潘石屹的做法既不是澄清也不是道歉，而是回家让自己的美工设计了“中国人民很行”，发布了潘币。结果把这个事情变成了很欢乐的事情。这就是我给各位的建议，就是用生态的方式面对早已变成生态的环境。

第二个事情，可能看得就相对远一些。整个社会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正在分裂成一个一个社群。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整个社会在互联网的促动下，信息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快，但是社群跟社群之间正在变得无法沟通，互不了解，彼此陌生。

养狗和不养狗的人对于吃狗肉的话题是永远无法统一的;现在中学老师即使缴获了男女同学互传的纸条，估计也看不懂;爱看“好声音”的观众和爱看湖南卫视“快男”的观众的话题是永远搞不到一起去的;我平台上的80万人和根本不知道我的人，聊起《罗辑思维》和罗胖的人那是完全不同的话题。

整个社会正在飞速社群化。在商业上的反映，就是商业正在成为社群商业。工业社会以麦当劳和可口可乐为图腾的中心化的商业时代正在发生崩解，那个时代的前提是任何商业企业只要好好做，只要产品足够好，原则上可以卖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卖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那是在大众传播工具配合下的工业社会的一个前提。

可惜这个前提正在崩解。有苹果就会出来三星，有三星就会有小米出来搅局，有小米还不能忽视一个角落里的一个叫魅族的手机的狂热爱好者族群。有这些东西，还不能排除一些小型的物种，像大可乐，还有老罗的锤子手机出来搅局。整个市场正在发生崩溃。

结论就是，未来的每一种商业都必须主动去迎合社群化的社会分解的后果。未来的商业，我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在未来几年我们不妨共同地小心去求证，这也是2013年我听到的最好的商业格言：未来的品牌没有粉丝迟早会死。工业时代，你只需要有顾客和用户即可，而未来时代没有你的社群，没有你的粉丝，你就是死。

这对于媒体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呢?独立存在的一个媒体产业链可能会被逐渐消融掉。媒体性逐渐分解为各个产业链自建的媒体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大量的媒体人从传统媒体机构出来之后，都进入了各个产业链任品牌公关总监，赋予这个产业链本身的媒体性。

我认为，自媒体可能只是这个发展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自商业。很多人说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拨自媒体，以我说我们最多算第三拨。

第一拨就是产业链自建的媒体性，以潘石屹、冯仑、任志强、王石这些人为主，他们不需要到外面做广告，他们产业链自己就可以生出来广告。

第二拨是带有媒体性的人延伸出产业链。最典型的就是李开复，他有很大的名气，他就可以建造一个创新工厂的产业链。比如，罗永浩很有名气，可以延伸出一个锤子手机的产业链。

所以，在未来的商业世界里，它不是对商业的单独挑战，也不是对媒体的单独挑战，它是一个人类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是从原子时代变成数码时代，这个时代像马克思所讲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是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商业结构以及与之同构的大众传播媒体的一个彻底转型时代。仅仅从媒体转型和产业转型来看也许没法真正洞察这次转型的本质。

我们在这里抛出一个猜想，未来在产业链当中，也许它既包含了自己的媒体性，也会包含自己的产业链，形成一种媒体和产业链的纵向整合。说白了，你就是你的媒体，你将来不必去求谁，不必去通过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去购买其他媒体生产的注意力。

没有注意力，没有魅力，没有因此而建立的社群和粉丝，这才是真正的危机。至于陈永洲的问题，可以让中央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解决，那反而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次崛起的机会，每一个品牌、每一个企业都拥有一次迎接洗牌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什么人会认为它好呢?因为未来属于那些忘掉一切过去传统工业社会经验勇敢向前冲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