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外贸发展简史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 政府主导阶段(1957-2000)
从首届广交会到加入WTO这个阶段,我国外汇及其匮乏,对外开放的初期,这个阶段需要有政府主导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国家成立了分行业的大型外贸进出口公司(如,中国机械进出口、粮油进出口、轻工进出口等),各个省市成立国有外贸集团公司。此间,进出口权高度管制,国内制造也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中小企业为辅。
优点:集中力量办大事,把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国内大企业及产品推向海外,实现突击创汇。在运作方式上,专业的进出口公司具有一定规模,可以熟练运用国际贸易金融工具(如,信用证、打包贷款等)同时具有很高的通关、物流效果。
缺点:由于进出口权严格管制,限制了民营经济对外发展,大型国有进出口公司,依赖资质生存,效率低下,收费昂贵。
2, 自由发展阶段(2001-2007)
从加入WTO到美国次贷危机前,我国已具备一定的外汇储备,外贸管制的进出口权逐渐放开,国有大型进出口公司大多退出市场,我国外贸进入市场化自由发展阶段。
优点:民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中小企业逐渐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由于土地及人口红利的效应,出口份额飞速增长的同时,中小外贸企业收益也是十分丰厚,可以说这是中国外贸的春天。
缺点:尽管我国外贸总量庞大,但极其分散,中小外贸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及能力有限,无法享有国际贸易金融工具,通关、物流等环节成本增大。只是由于利润较大这些弱点没有显现出来或压力不明显。
3, 政府引导阶段(2008-2011)
从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到现在,也就是当前的状况,由于加入WTO及外贸主体转为庞大的民营中小企业,政府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主导市场,而是转为用政策引导的方式介入,比如,调整征退税率、改变货币政策、鼓励转型高科技等。
优点:我们外贸的总体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一,中国制造已享誉全球,企业依据完全市场原则生存发展,产品品质和规模都提升很快,最大的优势是:我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配套环境和制造业劳动力素质。尤其在日用消费品方面,处于全球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这些刚性需求,并没用因海外经济危机而减弱。
危机:中国制造的主力—中小外贸企业在这个阶段受到内外二方面的冲击,正遭遇最困难的危机。在国内,受到通胀影响,原材料、人工、环保、社保等成本上升,内部竞争加剧等,在国外,贸易顺差加大,人民币不断升值,海外买家金融能力减弱,采购批量减少,批次增加等,此时,中国制造已不是明显的“便宜货”另外周边落后国家也开始分食“中国制造”这块大蛋糕。如此内外二大因素,导致中小外贸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几近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积累的优势,或将毁于一旦。同时,第二阶段的缺点被凸显出来,表现在融资难、通关难、物流难等等。而仅靠政府常规的宏观政策引导,已难以改善现状,需要用创新的思维,借助市场化的力量去解救危机。
二, 中国外贸转型对策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不容乐观,需要转型发展,这种转型绝非简单地想象把中国制造升级位中国创造,有专家们呼吁的低端转高端、贴牌转品牌、外销转内销云云,只能是未来的愿景,而当务之急是如何为中小企业保生存、增收益?。在现有的条件下,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提升中国制造的价值。这些价值,不再仅是以压低生产成本为核心,而是要从整合现代型服务业资源,也即优化供应链服务环节上要利润,让中国制造先升值,再升级!
所谓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将制造(贸易)与供应链服务分离,倡导服务外包,由市场化的专业中介机构,集约供应链服务资源,获取供应链环节(金融、物流、通关环节)的议价权,提升价值。(相对于出现一批市场化运作的民间专业进出口服务机构)
对政府而言,除了宏观的调控政策外,需要运用市场化的微观工具去实现扶持的目的,这个工具,就是大力鼓励中小企业服务外包,支持类似阿里一达通这样的市场化的中小企业外贸供应链服务中介的发展,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同时,鼓励商业化、社会化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之间的市场化竞争,引导更多的民间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具有丰富的市场资源、紧贴实体经济的商业服务的“蓝海”中去。
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信息化为工具的供应链服务平台,将成为电子商务应用的新趋势,也是最符合我国外贸规模大,分散性强、手续繁杂,现代服务业落后等国情,有着庞大的服务外包市场需求。借助电子商务发展起来的外贸应链服务平台,即可以解决中小企业的困境,也能支持我国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平台本身也能得到很好的商业收益。对政府而言,也不需要太多的投入(无论是资金还是资源),而只是给予适当的政策(主要是在海关、商检、国税、外管等部门的监管方式创新)和适当的社会引导即可。这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原发性商业模式创新——中小企业的“服务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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